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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望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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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江安的早晨,是从脚步声开始的。

  四百一十八米的长桥横在明远湖上,桥面很宽,容得下并排的自行车和赶课的人。我夹在人群里往前走,湖水在两侧铺开,风把水面的光推到桥栏边。刚来的那一年,我总觉得这座桥长得没有道理,睡眼惺忪地走一遍,像提前做了一场早锻炼。后来才知道,它有“中国高校第一桥”的名字。名字是别人给的,路是自己一天天走出来的。

  桥下是江安河。这条河在校园里绕了将近三公里,据说是中国大学里最长的一条校内河。我对数字没有太多感觉,只记得冬天的早晨,河面浮着一层薄雾,桥那头的图书馆看过去像浸在水里。我们从青春广场走到教学楼,地图上是两个名字,脚下是四年的来回。

  在江安待久了,会以为学校就是这样了。直到去望江,我才发现自己走进了另一重时间。

  望江的树比楼老。北门进去,两边的香樟和银杏把天光剪碎,落在地上的光斑比人还从容。听荷池就在校区深处。我去的时候是秋天,荷叶已经枯了,褐色的梗子斜在水里,像没有写完的笔画。这个池子最早叫荷花池,中间改过名字,又改回来,2014年才定下“听荷”两个字。名字来自李商隐的诗,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成都的秋天少雨,我没有等到雨,却在池边站了一会儿,听见风穿过枯梗的声音,干涩,轻,像纸页翻动。一池枯荷没有什么好看的,它只是提醒你,热闹谢掉之后,池子还在。

  离池子不远,那座红砖的大楼就是明德楼。它太打眼了,飞檐,歇山顶,琉璃瓦,端端正正地坐在两个池子之间,像从旧画里搬出来的。很多人第一眼会说,这是梁思成设计的吧。我原来也这么以为。学校档案馆里存着当年的图纸,真正的设计师叫古平南,1954年把这座楼盖了起来。因为太像梁思成提倡的那种传统复兴式气派,误会流传多年。

  我站在楼下想这个误会。人们好像总愿意把好东西记在大人物名下,档案却安静地写着一个本地建筑师的名字。他没有留过洋,就在本省的设计院里画图,把西方的结构和中国的大屋顶拼在一起,让一栋楼既装得下办公室,又撑得起一个学校的门面。楼后来做了行政楼,2013年取名明德楼,用的是《礼记·大学》里的话,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”。每天进出的人未必抬头看它,它照样红着。

  这样的误会和改名,在这所学校里不止一次。它的起点要往前推到1896年。那一年6月,四川总督鹿传霖在成都办起四川中西学堂,章程里写着“培植人才,讲求实学,博通时务”。那是甲午战败之后的第二年,内地闭塞,一个封疆大吏却要在盆地里讲“时务”,让学生同时读中国的经书和西方的算学。1902年,锦江书院、尊经书院也并了进来,旧书院的书声和新学堂的上课铃,在同一座城市里接上了头。

  1931年,三所学校合成国立四川大学,全国只有十三所国立大学,它是其中之一。再过六年,校长任鸿隽把校址迁到望江楼边,也就是今天望江校区的底子。那是战火往内地烧的年月,很多大学往西南搬,川大就在西南,没有搬走,反倒把课桌稳稳地摆在锦江边上。我没有经历过那些日子,只在老照片里见过穿长衫的学生站在楼前,表情严肃。他们担心的事和我今天担心的不一样,可他们走进教室的脚步,和我走过长桥的脚步,大概是一样的。

  如果说望江的时间是沉在树里的,华西的时间,则是被钟声敲出来的。

  华西校区的钟楼1925年动工,第二年完工。钱是美国一个叫柯里斯的医生捐的,图纸出自英国建筑师荣杜易之手。中式的楼顶蹲着神兽和龙凤,墙里嵌着西洋的钟面,两种东西放在一起,居然不打架。楼里的机械钟芯从那时走到现在,大钟是1924年美国梅尼利公司专门铸的,成都再找不出第二座还在走的机械钟楼。整个华西坝,有八栋这样的老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我在华西的午后听过一次钟。钟声不急,一下是一下,落在草坪上,再弹到砖墙之间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钟不只是用来报时的。它是在一遍一遍地说,时间在走,而我还在。坝上最早是华西协合大学,后来成了华西医科大学,2000年并进川大。名字换了几茬,钟声没有断过。

  从江安到望江,再到华西,地图上的距离不过半个成都。我走过的桥,看过的枯荷,听过的钟,却分别属于三个世纪。这所学校今年一百三十岁了,我的四年只占它很小的一段。长桥会记住每一双赶课的脚,听荷池会记住每一场落下来的雨,钟楼会把这一个下午,敲进下一个下午里。

  离开华西的时候,钟又响了一声。我没有回头,只是把脚步放慢了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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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安望西
  2. 望江不见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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