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那座楼停在二十八层,停了快三年。
塔吊的吊臂横在半空,再没有转过。顶端有一盏红色的障碍灯,夜里每隔几秒亮一下,亮得很守规矩,像这个工地上唯一还活着的东西。脚手架上的安全网褪成了灰绿色,风大的时候整片掀起来,又落回去,像一面被雨水泡软的旗。围挡上喷着八个白字:顶级商圈,即将呈现。第三个字被人撕掉了半边。
我数过它的窗户。洞开的窗洞有六百多个,天黑以后,没有一扇亮。
三年前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我和四个朋友租住在城南一套六楼的老房子里,客厅就是我们的工地。三面白墙写满了字,另一面也很快写满,我们就在墙上糊白纸,糊了一层又一层。投影仪的风扇嗡嗡地响,三台笔记本烫得能焐热盒饭,空调是坏的,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,让穿堂风带着楼下烧烤摊的烟味,从这头走到那头。
我们在造一座塔。那时候我们真的这么想。
我们做的是一个很小的东西,小到如今我已经不想解释它到底是什么。可那时候,一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,另外四个人立刻就懂,连草图都不用画。我们说同一种语言,这件事在当时像空气一样平常,平常到我以为它会一直免费供应。
后来我读过巴别塔的故事。书上说,从前的人说一样的话,他们烧砖,和泥,要把塔一直砌到天上去。塔越砌越高,高到神从天上下来看了一眼。神没有放火,也没有打雷。神只做了一件事:让搬砖的人,忽然听不懂递砖的人在说什么。
我从前读到这里,总觉得这惩罚太轻了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最重的惩罚。
我们的塔没有倒在任何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里。没有争吵,没有决裂,没有人卷走账上的钱。先是一个人接了家里的电话,开始说“编制”和“稳定”;再是一个人的女朋友出了国,他说他得陪着;后来有一天,负责算账的那个人在例会后擦干净白板,轻声说,他算了很多遍,账算不过来。
那些词我都认识,每一个字我都认识。可它们从我们共同的墙上剥落下来,变成了另一种语言。我们在同一个出租屋里坐了两年,最后那段日子,递到半空的东西,彼此已经接不住了。
散伙饭在楼下吃,还是那家烧烤。我们很客气地互相敬了饮料,把账AA掉,在地铁口说了“常联系”。那是个普通的周五晚上,地铁里人很多,我们五个人被人流一冲,各自上了不同的车厢,像一次寻常的下班。
只有一件事,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。
管服务器的那个家伙,散伙那天偷偷把服务器续费了三年。他说,东西先别删,占不了几个钱。有人问他留着干什么,他想了想,说,万一呢。
那个群也没有解散。它在我的消息列表里越沉越底,底下压着几百个后来加上的群。逢年过节,偶尔会有一个人冒出来,发一句“过年好”,没有人回;过半小时,又有一个人发一个表情包,还是没有人回。可五个人都在,谁也没有退出去。
原来塔停下来以后,人们也未必会散开。他们只是留在塔的各个高度上,不再往上砌砖,也不肯下来。
你也有过那么一个夏天,夜里收工,五个人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,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,你们说着一些大得可笑的话,并且每一句都深信不疑。
那座楼我如今还看得见。它没有倒,就停在那里,塔吊指着天,像一条举到一半、再也没有人喊号子的手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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